中国消费者报:被宠坏的洋品牌
继服装品牌ZARA被抽检出存在虚标用料成分、色牢度不够等问题后,雅培奶粉不久前也被指相关营养物质含量不达标。洋品牌光环失色的现象说明,洋品牌并非绝对的优质代名词,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也有诸多漏洞。
此前,一贯给人干净卫生印象的洋快餐也频频曝出食品安全问题。继曝出肯德基所售豆浆非现磨、麦当劳汉堡面包暴晒之后,有媒体再度曝光,肯德基在后厨的食品制作过程令人堪忧,炸薯条的油4天才换,后厨地面肮脏,食物掉地上都是捡起来抖抖污垢后继续售卖。
从亨氏、肯德基到雀巢、特富龙、博士伦……一向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有相当美誉度的洋品牌,近年来频频受到消费者的质疑,导致这些洋品牌陷入信任危机,而其背后却潜藏着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:在中国的市场上,跨国公司的洋品牌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。
不可否认,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业绩,都与其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品质息息相关。但现在的一些跨国公司,往往在母国和中国的表现表里不一、判若两样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到中国就“变脸”了呢?个中的原因值得细究。
跨国公司本来就是“商人”,洋品牌也不是什么“洋圣人”,他们这样做,无疑出于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本能。我们在指责他们缺乏社会责任的同时,也应该从国内招商引资的制度设计、市场监管的体制机制上来找找原因。
无庸讳言,这首先与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片面导向不无关系。面对这些处于强势地位的洋巨头们,有些地方或部门甚至不惜在生产标准上作出某些“宽待”。换句话说,跨国企业某些品牌产品在国内“走样”,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它面临的社会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。有专家指出,一些洋品牌牺牲品质追逐利润也是中国消费者“宠”出来的。由于消费者的盲目追捧,许多洋品牌在中国市场这块蛋糕中占有较大份额,即使降低产品质量和服务档次,大部分消费者仍会买洋品牌的账。
其次,也与我们监管不力和监测落后有关。客观地讲,目前中国在许多产品安全监测上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,包括施行标准和检测方法等方面都还比较粗放,缺乏更精细化的评判。随着检测标准的逐步与国际接轨,尤其是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、科学鉴别常识的提高,在“老标准”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显山露水了。不言而喻,对于洋品牌在中国的“变脸”,不能仅停留于道德方面的评判,也不能总是期待“洋巨头”们道德自律的提升,而是应该积极地采取“他律”约束,从而驱引企业道德“正向运行”。可以这样说,只有让所有企业在制度框架下实现“既是社会责任的实践者,同时又是社会责任的受益者”角色定位,才能最终落实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继服装品牌ZARA被抽检出存在虚标用料成分、色牢度不够等问题后,雅培奶粉不久前也被指相关营养物质含量不达标。洋品牌光环失色的现象说明,洋品牌并非绝对的优质代名词,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也有诸多漏洞。
此前,一贯给人干净卫生印象的洋快餐也频频曝出食品安全问题。继曝出肯德基所售豆浆非现磨、麦当劳汉堡面包暴晒之后,有媒体再度曝光,肯德基在后厨的食品制作过程令人堪忧,炸薯条的油4天才换,后厨地面肮脏,食物掉地上都是捡起来抖抖污垢后继续售卖。
从亨氏、肯德基到雀巢、特富龙、博士伦……一向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有相当美誉度的洋品牌,近年来频频受到消费者的质疑,导致这些洋品牌陷入信任危机,而其背后却潜藏着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:在中国的市场上,跨国公司的洋品牌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。
不可否认,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业绩,都与其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品质息息相关。但现在的一些跨国公司,往往在母国和中国的表现表里不一、判若两样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到中国就“变脸”了呢?个中的原因值得细究。
跨国公司本来就是“商人”,洋品牌也不是什么“洋圣人”,他们这样做,无疑出于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本能。我们在指责他们缺乏社会责任的同时,也应该从国内招商引资的制度设计、市场监管的体制机制上来找找原因。
无庸讳言,这首先与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片面导向不无关系。面对这些处于强势地位的洋巨头们,有些地方或部门甚至不惜在生产标准上作出某些“宽待”。换句话说,跨国企业某些品牌产品在国内“走样”,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它面临的社会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。有专家指出,一些洋品牌牺牲品质追逐利润也是中国消费者“宠”出来的。由于消费者的盲目追捧,许多洋品牌在中国市场这块蛋糕中占有较大份额,即使降低产品质量和服务档次,大部分消费者仍会买洋品牌的账。
其次,也与我们监管不力和监测落后有关。客观地讲,目前中国在许多产品安全监测上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,包括施行标准和检测方法等方面都还比较粗放,缺乏更精细化的评判。随着检测标准的逐步与国际接轨,尤其是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、科学鉴别常识的提高,在“老标准”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显山露水了。不言而喻,对于洋品牌在中国的“变脸”,不能仅停留于道德方面的评判,也不能总是期待“洋巨头”们道德自律的提升,而是应该积极地采取“他律”约束,从而驱引企业道德“正向运行”。可以这样说,只有让所有企业在制度框架下实现“既是社会责任的实践者,同时又是社会责任的受益者”角色定位,才能最终落实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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